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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子與的哥吵架身亡 問罪要經得起“人情”考量

原標題:男子與的哥吵架身亡 問罪要經得起“人情”考量

文丨歐陽晨雨

大街上吵架,吵出一人命來,該負法律責任嗎?

最近,一段摩托車司機與的哥起爭執后,突發疾病倒地的視頻引關注。視頻顯示,一名黑衣男子將一輛摩托車停在一輛出租車前,不停辱罵的哥,多次向的哥斗狠,雙方發生口角。爭執持續約2分鐘,黑衣男子騎車準備離開時突然倒地,一女子情緒激動說“他有心臟病”。

據當地出租車司機稱,司機騰某參與施救,但摩托車駕駛員不幸離世。一份《拘留通知書》顯示,6月28日,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的騰某被刑拘。另一份《鑒定意見通知書》顯示,吳某某符合生前在爭吵、過度疲勞等狀況下,冠心病急性發作死亡。據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分局工作人員稱,9月上旬,南崗區檢察院批準逮捕出租車司機。

從法律的角度看,對出租車司機騰某的這番處理,還有一定商榷余地。從視頻情況看,黑衣男子與的哥之間,的確發生了比較激烈的爭執,而黑衣男子倒地猝死在出租車前,似乎也與之前的口角有關。

問題是,的哥與黑衣男子之間的爭執,與對方死亡的結果之間,必須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,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的哥行為造成的,否則就不應承擔過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責任。黑衣男子有心臟病,可能還有“過度疲勞”,視頻中的女子固然清楚,但是對于一個行人來說,并不掌握這些私密信息。對于的哥,如果知情而與黑衣男子爭吵,導致對方死亡,這就涉嫌故意殺人;如果不知情而爭執,只是一起偶發性事件,并不應當承擔罪責。

從刑法學上說,“罪”與“非罪”的界限,主要看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。有多大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,就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。我國刑法確立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,即刑罰的輕重,應當與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。讓一個沒有犯意、清白無辜的人鋃鐺入獄,這不是刑網的縝密,而是法治的恥辱。

的確,從這段視頻中傳遞出來的信息很有限。一輛摩托車停在出租車前,我們不知道,究竟是摩托車過錯在前,還是出租車先有不當行為,但可以肯定的是,在大街上停車爭吵,阻礙公共交通,已經違反了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》中“機動車應當在規定地點停放”“非機動車應當在非機動車道內行駛”等規定,交警部門可以依法對違法者作出行政處罰。當然,依據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,在道路上擾亂社會秩序,也在執法部門作出行政處罰的范圍。

但是,僅就爭執行為本身而言,還不能納入刑罰懲治的范圍。誠然,出現了一方猝死的情況,的確是一種比較嚴重的危害后果,卻無法體現行為人的主觀惡性,從主觀方面看,不僅算不上故意,甚至連過失都算不上。從發生的幾率看,這種情況也比較罕見,社會危害性也比較小。不能因為一種低概率的可能,讓公眾動輒得咎,為一種常見的社會行為付出接受行政處罰,甚至是刑事處罰的過高代價。

這段視頻在網上傳播開來后,引來很多網友的關注。從人們的觀點看,支持出租車司機的不少。之所以如此同情的哥,與視頻中黑衣男子摩托車橫在出租車前,在爭執過程中“不停辱罵”對方,甚至拉扯對方要“單獨較量”斗狠有關。在公共場合發生了矛盾,依法依規心平靜氣處理即可,亮出拳頭逼對方屈服,顯然不是一種文明的舉動。既然有錯在前,那吃苦在后,似乎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。

人們對出租車司機表示的同情或支持,有意或無意地將自己代入其中,這既是對自身權利保護的擔憂,也是一種樸素正義觀的體現。

當然,判決是否有罪,并不是公眾輿論的權力。目前看,該案還處在審查起訴階段,是否進入審判程序,是否定罪量刑,還需要司法機關裁量決定。但是,這就像最高法副院長沈德詠之前所說,要“將個案的審判置于天理、國法、人情之中綜合考量”,這起街頭爭執引起的人命案件,也應考量更多的證據,包括證人證言、監控視頻等,嚴格依據刑事法律,作出契合法律精神,又合乎普遍認知的處理結果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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